1948年12月5～7日，华北野战军先后攻克北平附近的重要屏障密云、怀柔、顺义、涿县等县城。12月上旬，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后，3纵、4纵、5纵、10纵、11纵、1纵、6纵等从四面八方包围国民党军在华北的最大战略要地北平。11～13日，先后占领北平西北的南口、昌平、沙河等地。14日占领北平以东的通县，以南的丰台和东南的廊坊，以及西南的良乡，使北平对外的铁路交通完全断绝。15～17日，又连克北平近郊海淀、长辛店、宛平、南苑、卢沟桥、石景山、门头沟等地，紧缩对北平的包围。傅作义部队西窜或南逃之路，均被解放军隔断，而东野三纵突然占领南苑机场，使北平依靠南京国民政府空运的惟一补给线也被切断。
12月12日后，被围困的北平国民党守军仍企图做最后挣扎。傅作义主要采取下列几项措施：改编补充第35军、第104军和第101军，补充人员，任命新的军事长官；积极布置以中南海为中心的城防，由第四兵团司令官李文兼北平防守司令，统一指挥；积极沿城墙及关厢民房构筑工事；在东单和天坛两处开辟临时飞机降落场。
北平围城后，蒋介石给平津国民党守军军长以上将领空投过一封亲笔信，大意是“固守待援，不成功，便成仁，以完成革命大业。”城内机场修好后，1949年1月，蒋介石派其参谋次长李及兰和联勤总部参谋长吴光朝乘飞机来北平，召集蒋系军长以上谈话，一来安慰军心，二来说服傅作义。后又派蒋的亲信郑介民飞抵北平，为傅作义撑腰打气。
但是，傅作义在解放军严密包围之下，完全陷入绝境，欲战不能，欲守不得，欲逃无路，实际上，除了接受和平谈判，接受和平改编，傅作义已经没有别的出路了。
还在东北战局急转直下，辽沈战役结束后，傅作义就在进行军事部署的同时，也通过与中共代表的接触，试探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可能性。
早在1948年夏秋之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为了瓦解蒋介石的武装力量，在香港委派民主人士彭泽湘赴北平做傅作义的工作，劝傅脱离国民政府，反对内战，同中共及各民主党派合作。彭泽湘携李济深给傅作义的亲笔信到北平后，与民主同盟北平负责人张东荪和农工党负责人张云川等共同进行这一工作，并由民主人士符定一帮助与中共取得联系。
11月18日，毛泽东电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
傅作义经过彭泽湘及符定一和我们接洽起义。据称，傅起义大致已定，目前考虑者为起义时间、对付华北蒋军及与我党联系等问题。现符定一已到石门（石家庄——作者注），明后日即可见面。我们拟利用此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以便迅速解决中央军。
此时，傅作义的长女、天津《大公报》记者傅冬菊（中共地下党员）被派遣回到北平做其父亲的工作。她在促使傅作义最后下定决心与中共谈判和平解放北平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12月10日，傅作义答复的谈判条件是：
参加联合政府，军队归联合政府指挥。一定时间起义，要我（中共——作者）为他保密。要求林彪停止战斗，双方谈判。
12月14日，傅作义派《平明日报》社长崔载之和该报社采访部主任、记者李炳泉（中共地下党员）为代表，携带电台及报务员，秘密到蓟县平津前线司令部驻地附近的八里庄，与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长苏静接触。当晚，傅作义提出的谈判条件是：军队不要了；两军后撤，谈判缴械；由傅发通电缴械。
16日，在接到平津前线司令部关于和傅作义代表接触情况报告后，毛泽东复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就与傅作义谈判的原则做出明确规定，指出：
（一）对傅作义代表谈判内容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但是达到这个目的可以运用某些策略。（二）具体策略现在不做决定，等待傅作义代表到三河与你们接谈后，将谈话内容电告我们，再行考虑。（三）傅作义主力三个军，一个被歼，两个被围于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城内傅作义仅有三十五军一个师，一O一军两个师，及一个骑兵师，北平绝大部分敌军及天津、塘沽全部敌军都是中央系（只有陈长捷是亲蒋又亲傅的），傅作义很难指挥这些军队。但在不损害本电第一条所述基础原则，亦即你们来电所说的争取敌人放下武器这一原则的范围内，我们应试图利用傅作义及其集团内大批干部，对于自己的生命财产危险的恐惧，可以考虑允许减轻对于傅作义及其余部的惩处，和允许他们保存其私人财产为条件，而以傅作义下令全军放下武器为交换条件。（四）但我们第一个目的是解决中央军。你们应向傅的代表试探，傅是否有命令中央军缴械的权力，如果他没有此种权力，则可向他提出让路给我军进城，解决中央军。（五）至于其他敌方可能提出的条件，待他们提出后再说。
不过，对于14日傅作义提出的谈判三条件，毛泽东认为，“不像是傅作义所提的真正的条件，很可能是因为我军十四日突然到了城边，傅作义仓促布防不惜说出些好听的话，争取布防时间，其中第二条所谓‘两军后撤谈判缴械’可能就是这个目的。请你们注意研究”。毛泽东还指出，双方首次接触，傅“只是一种试探性的行动，如果傅有诚意谈判，他还会有代表出来的”。
19日上午，双方举行会谈。
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刘亚楼向傅方代表分析了全国形势和平津战局发展前景；阐明了中共对和平解决平津的基本原则：以放下武器、解除武装为前提，绝不允许保存其反动武装力量，更不允许通电全国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如对方同意我方和平解决平津的条件，可以保障傅本人及其部属生命安全和私人财产免受损失；蒋系顽固的军、师长反抗，可先将其逮捕；还可给傅部编两个军。
傅得到报告后，当即回电表示：城内蒋系军队比他的兵力大十几倍，如要逮捕蒋系军、师长有困难，实不宜实施等。这次谈判，双方初步接触，相互摸清了对方的真实意图，完全是试探性的。但因双方的条件相距甚远，未能谈出结果。
12月23日，傅作义致电毛泽东：
(1)今后治华建国之道，应交由贵方任之，以达成共同政治目的。(2)为求人民迅即得救，拟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面和平统一。(3)余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4)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及糜烂地方，通电发出后，国军即停止任何攻击行动，暂维现状。贵方军队亦请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定秩序。细节问题请指派人员在平商谈解决。在此转圜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望能顾及事实，妥善处理。余相信先生之政治主张及政治风度，谅能大有助于全国之底定。
崔载之收到上述电报后，得知傅部在张家口告急，回电力劝傅不要发此通电，应考虑中共的条件，随后又回北平报告19日谈判情况。
此时，新保安、张家口的傅部相继被歼，25日，中共中央又正式宣布蒋介石等43人为头等战犯，傅作义也列其中。傅作义在军事和政治双重打击下，十分悲观。在此期间，蒋介石对傅秘密同中共谈判已有所觉察，多次派军政要员到北平活动，还派次子蒋纬国携亲笔信到平，要傅固守平津，在不得已时南去，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利用傅部主力在新保安、张家口被歼的有利时机，1949年1月1日，毛泽东就与傅作义谈判问题电示林彪，指出：
新保安、张家口之敌被歼以后，傅作义及其在北平直系部属之地位已经起了变化，只有在此时，才能真正谈得上我们和傅作义拉拢并使傅部为我所用。因此，你们应认真进行傅作义的工作。……你们应通过北平市党委将下列各点直接告诉傅作义：目前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他即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和他的部属都可能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傅氏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或经过不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并保存其部属。……傅致毛主席电，毛主席已经收到。毛主席认为傅氏在该电中所取态度不实际，应照上述甲、乙两项办法进行方合实际，方能为我方所接受。”……我们希望傅氏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偕同崔先生及张东荪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傅氏此次不去南京是对的，今后亦不应去南京，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险。
傅作义得知上述意见后，如释重负，但仍未下决心完全接受中共的条件。
1月5日，解放军平津前线首长发表《告华北蒋军官兵书》，再次表明解放军和平解决平津问题的诚意，号召蒋军将领向郑洞国学习，希望蒋军各部派人谈判。
然而，北平的和平运动受到国民党特务分子的破坏。原北平市长何思源因致力于和平活动，发起成立华北人民和平促进会，其住宅遭特务安置的两颗定时炸弹爆炸，“一家六口，一死五伤”，次女被炸死，何本人也负伤。但他还是以和平使者的身份，出城与解放军接洽，表示要促进北平和平解决。北平的群众团体也纷纷派社会名流、教授、学者为代表出城，请求解放军停止军事行动，呼吁双方局部休战，和平解决。日趋高涨的北平市民要求和平解决的呼声，促使傅作义尽早下决心接受中共的和谈条件。
1月7日，傅作义派出华北“剿总”少将处长周北峰偕民主同盟北平负责人、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到达八里庄，与中共进行第二次谈判。
1月9日，林彪、聂荣臻同周北峰、张东荪正式会谈。
周北峰提出：平、津、塘和绥远一起解决；平、津等地允许其他党派和报刊存在；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参加；军队不用投降方式解决，可调到城外用整编的方式解决。此外，还提出：“新保安、张家口作战中被俘人员要一律释放，宽大处理，不作战俘看待。对军队的行政文职人员和工勤人员，要妥善安排工作，给予生活出路。对傅部所属军政人员过去的罪行，不予追究，一切由傅负责。”
林彪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向对方提出：(一)“平津塘绥均应解决，但塘绥人民困难尚小，平津人民困难甚大，两军对峙，军民粮食均有极大困难，故应迅速解决平津问题。”(二)“为避免平津遭受破坏起见，人民解放军方面可照傅方代表提议，傅方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解放军命令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方式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并由双方代表于三日内规定具体办法，于一月十二日下午一点开始实施。平津两处办理完毕后，即可照此办法解决塘绥问题。”“政府中有进步人士。平津报纸不只中共一家，是中共民主纲领中原来就有的，故不成为问题。”聂荣臻着重讲了当前形势和傅的出路问题，指出，傅作义将军除了按此办法解决平津的国民党军还有可能为人民做件好事外，别无出路。希望傅将军早下决心。
此次会谈，双方整理出《会谈纪要》，由周北峰带回北平，限傅于14日午夜前答复。但傅作义心事重重，唉声叹气，对《会谈纪要》采取敷衍的态度。他以谈的问题不够具体为借口，不肯明确表态，实际上是拖延时间，拒绝《会谈纪要》。
几天后，傅作义要周北峰转告林、罗、聂，“限于十四日午夜答复，时间太仓促，不日拟将偕邓宝珊将军再去”。
针对傅作义的上述态度，1月11日，毛泽东指示林彪、聂荣臻，强调：傅作义及其左右在接到我们意见后，企图叫我们迁就他们所设的范围（迫我就范），而拒绝我们迫傅就范的方针，明明不能指挥中央军，要说能指挥。此外，并提出什么报纸及政府用人等事，好像他们是代表人民说话，向我们要求民主权利。你们应将你们向周、张宣布的三条电告北平党，叫北平党督促傅方实行。并严正地向傅左右（刘厚同等）说明，傅方既不愿意执行我方所提意见，如果又不执行他自己所提的离城改编，那就是他反复无常，势将丧失信用。同时，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叫北平党将离城改编一点，在社会上及民主人士中适当地散播出去，使人们感觉我方做得仁至义尽。
上述电报发出不久，毛泽东再电林彪、聂荣臻，表示：“同意命令傅方代表限天津敌先头部队至迟须于十三号十二时以前开出，否则我军将于十四号开始进攻，并向傅方代表指出，我方怀疑傅方借谈判拖延时间，故天津方面必须依照指定时间开出城外，并不得对于公私财产、军用物品及公文案卷有任何破坏损毁，否则必须全体缴械，并惩办其负责人。军队出城，只能携带随身枪弹。”
这时，淮海战役已告胜利结束，歼敌55万。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根据形势发展和傅作义对谈判犹豫不决、拖延时间的状况，决定首先歼灭天津之敌。就在这时，收到林彪、聂荣臻关于傅作义决定派邓宝珊出城谈判的来电，毛泽东随即代表中央军委要求林、聂，根据我们1月11日电，当面向邓宝珊驳斥傅作义9日电所持立场。“围城已近一个月，谈判如此之久，始终不着边际。自己提出离城改编，现又借词推托，企图拖延时间，实则别有阴谋，加重平、津人民的痛苦。傅如有诚意，应令天津守军于十三日全部开出城，听候处理。守军应负责移交一切公共财产、案卷、武器弹药、被服，不得有任何破坏损失。守军出城，只能携带随身枪弹物品。一切改编细目待出城后再说。否则我军将于十四日攻击天津。至于北平守军，可以推迟数日离城，但亦不能拖延太久。不是所谓由我军协助傅军解决抗不受命者，而是傅军协助我军入城解决一切敢于抵抗的部队。你们说这些话时应坚决明确”。毛泽东还指出：“估计天津守军十三日必不会按照我们所说的时间、条件出城，你们应准备于十四日攻击天津。”
与此同时，中共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崔月犁曾多次与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会晤，希望邓劝说傅早日下定决心，和平解决平津问题。于是，傅方与中共重开谈判。1月14日，邓宝珊作为全权代表偕同周北峰来到通县宋庄平津前线司令部附近的五里桥，与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进行第三次会谈。
会谈时，双方首先就攻打天津问题交换了看法。林彪说：“上次谈判中规定十四日是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了，这次再谈就不包括天津了，只谈北平问题”。“现在没有别的条件可谈了，只有照上次谈过的，按平津前线司令部的规定，命令北平守军开到城外指定地点，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别的什么都不可能，只有这一条路。”
1月15日，人民解放军攻占天津。北平20多万守敌陷于绝境，从而打破了傅方在谈判中“讨价还价”的幻想。
1月16日，双方继续会谈。
关于谈判的具体内容，16日上午，毛泽东致电林彪等：“对于傅作义所提我军数日内暂缓入城及由傅我双方组织联合委员会，临时接管市政，然后过渡到完全由我接管，你们不要正面拒绝。我军事实上不能在数日内入城。敌军开出城外时，我军入城分步接管各处的若干天内，不但需要傅方协助维持秩序，而且必须责成傅方维持秩序。北平旧市政府及其下面各局、所，特别是警察、自来水、电话等机构，若干天内均可让其暂维现状，听候逐一接管。”
当日下午18时，毛泽东再次电示林、罗、聂，指出：“傅方要求军队出城，不要开得太远及各部驻地不要过于分散，这是惧怕缴械的表示。我们意见，第一步你们可以答应他们这样做，使他们放心出城。地点似可指定通县、香河、三河区域。第二步再照你们所拟办法将彼军分散插驻我军各纵之间，实行整编。第二步办法现在不要过早提出。”同时提出：“积极准备攻城。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务必使各纵首长明了，并确守这一点。让敌人去占据这些文化机关，但是我们不要攻击它，我们将其他广大城区占领之后，对于占据这些文化机关的敌人再用谈判及瓦解的方法使其缴械。即使占领北平延长许多时间，也要耐心地这样做。为此，你们对于城区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做一项纪律去执行。”
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16日谈判开始后，林彪将以他和罗荣桓名义致傅作义的一封信，当面交给邓宝珊。实际上，这封信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信中说：
北平被围业已月余，人民痛苦日益增重。本军一再推迟攻击时间，希望和平解决，至今未获结果。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办法如下：(1)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如贵将军及贵属能够做到这些，则本军保证贵部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对于贵将军的战犯罪责，亦有理由向人民说明情况，取得人民谅解，予以减轻或赦免。(2)如果贵将军及贵属不愿意自动放下武器，而愿意离城改编，则本军为保全北平不受破坏起见，也可以允许这样做。本军可以允许贵军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上述两项办法，任凭贵将军及贵属自由选择。本军并愿再一次给予贵将军及贵属以考虑及准备之充分时间。此项时间，规定由1949年1月17日上午1时起，至1月21日下午12时止。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敢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欲以此文化古城及二百万市民生命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军为挽救此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将实行攻城。攻城时，本军将用精确战术，使最重的打击落在敢于顽抗者身上，而对于不愿抵抗之贵属，则不给任何打击，并予以宽待。城破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
这封信措词严厉，态度强硬，实际上是给傅作义的最后通牒。
当晚，双方再次会谈。林彪具体提出北平和平解决的条件：
限本月21日，首先开出一个军至北平城外30里至60里间地区（除宛平、通县两方面外，任何方面均可），以后再陆续开出。
为指挥军队开出行动，可在德胜门外设两方面参加的指挥所。
这一行动实现后，我可派军政负责人入城。
邓宝珊表示完全可以照办，并提出：“要求我派代表同其入城，我乃同意派东总野司一处长苏静与之同去。提出和平解决后，傅以去何地为宜，以试探我对傅之处理。我答傅之位置有二：一去台湾，一留北平。并以吴化文为例说明只要傅真能站到人民方面来以赎前罪，我们不会亏他的。”
17日，苏静随邓宝珊进入北平，和傅方人员于19日一起草拟了《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由东北野战军前线司令部代表苏静和华北总部代表王克俊、崔载之在协议书上签了字。《协议书》共18项，附件4项，共22项。经双方商定，22日正式公布了《北平和平协议》，公布时只13条，有关军事细节被全部删略。这个协议是基本点，北平的国民党军，按解放军指定地点开出城外，接受改编，使解放军不战而解放北平，成为一种方式，即“北平方式”。
北平宣告和平解放。至此，历时64天的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古都北平从此翻开了历史上的新篇章。